开启“下一个黄金20年” 杭州发力人工智能

此外，互联网接入的开放并不局限于其物理基础设施，其也已经蔓延到逻辑层。

其次，《宪法》第123条规定，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不是地方的审判机关，也不是地方人大的审判机关。因此，本轮司法改革既不是要改变司法判决的效力，也不是要改变司法权的审判依据，而是改变法院人财物的管理，为法院真正独立行使审判权创造条件。

[46]参见王建学：《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宪法地位的规范分析》，《法学研究》2015年第4期。[26]参见林来梵：《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规范宪法学的一种前言》，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352页。[2]参见[美]约翰·哈特·伊利：《民主与不信任——司法审查的一个理论》，张卓明译，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102页。表面来看，此次新增的设区的市立法权限范围是较窄的，但应注意的是，立法语言具有极强的概括性，一字之差就有天壤之别。《立法法》没有明确规定下位法的规定与上位法的规定不一致的，适用上位法的规定。

[39]参见徐显明：《司法改革二十题》，《法学》1999年第9期。事实上，需要裁决的情形属于规范之间的效力关系不明确的情形，如果抵触或者冲突发生在上下位法之间，此时效力位阶清清楚楚，不需要相关机关的裁决。3参见张根大著:《法律效力论》,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45页。

13参见喻中:《论宪法效力的终极依据》,《政法论丛》2011年第2期,第83页。28参见何勤华、张海斌主编:《西方宪法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72页。主权既然是国内最高权力，必定否定教会、贵族对主权的制约力量，不承认公民不服从的权利，必然导致专制。这就是宪法效力自证条款的洛克难题,这使得宪法效力不可避免地陷入了明希豪森困境。

笔者认为，不应当完全否定宪法序言的规范性，也不能简单地认为最高法律效力条款被置于宪法序言中就不具有法律效力。其实，法教义学在根本上是一种运作上封闭但认知上开放的系统。

虽然宪法效力自我宣称以一国的成文宪法为前提，但世界范围内的成文宪法却并未普遍规定自身的效力。因为宪法作为元契约是定分止争的最高依据，不仅可以为社会提供法律秩序的基础，而且使法律纷争解决的效率最大化成为可能。在订立契约时，自然状态中的人的授权是无条件的，除了肉体存在意义上的生命权之外，没有任何权利的保留。而这种价值框架是无须证明便予以接受的。

因此，国家的主权本质上是有限的，只有这样才使得世界法律秩序与和平主义成为可能。[24]其论证的逻辑理路是：主权——制宪权——宪法。[26]因为象征公意的人民主权虽然是公民权利让渡的结果，但人民主权却很可能会异化为权力的巨灵。[66]也就是说，仅在规范体系内，宪法已经处于最高位阶，宪法没有自我防卫的对象和理由。

[40] 当然，洛克并不认为人们可以完全不受元契约的约束，宪法作为人们的授权条款，立约人当然要遵守。[23]因此，根据霍布斯的主权学说，主权者制定宪法并宣称其最高法律效力，只不过是主权自我维系的手段。

当然，未规定不意味着否定。哈特从承认规则的接受推论到承认规则的存在，然后运用承认规则的存在作为所有其他法律规则的效力根据。

但无论基于社会现实还是道德理性，法律效力都体现为一种法律权威。从可以查阅到的193个国家的宪法文本来看，[9]直接规定宪法效力的有96个国家的宪法，占49.74%。18See Jules Coleman,The Practice of Principle:In Defense of a Pragmatist Approach to Legal Theory,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p.74. 19参见[美]卡尔·罗文斯坦著:《现代宪法论》,王锴、姚凤梅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页。卢梭以人民主权的公意取代国家主权的专断意志作为主权的核心，赋予了主权民主正当性。因为，从规范主义及形式主义逻辑来看，较强的效力不可能受到较弱的效力的威胁和危害。[38]也就是说，元契约不是不可以变更或者废止的。

[51] 由此可见，规范等级体系本身无法完成规范效力的终极溯源，凯尔森试图通过基本规范终结规范效力无穷递归的目的并没有达到。也就是说，宪法作为元契约,其效力及其实现立基于宪法自身。

宪法效力的自我宣称的规范形式当然可以明确或强化宪法效力，但自我宣称规范形式的阙如却不能否定宪法效力的存在。后人每次遭遇这些基础性的问题总要重复考虑，反复重新设计新制度，这会极大增加交易成本。

霍布斯的主权是避免人类重返残暴的自然状态的唯一理由，因而，主权一旦诞生，其自我维系便成为不可或缺的目标，[21]表现为主权者具有令属民不可抵抗的权力，因为对主权者的抵抗将导致毁损主权。4参见[奥]凯尔森著:《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32页。

因此，可以理解为什么在1954年宪法之后，1975年宪法与1978年宪法也没有规定宪法最高法律效力。但如何保证元契约的履行呢?由于在自然状态下，尚无强迫元契约履行的外在权力，因此只能诉诸契约自身。基本规范可以成为宪法的上位规范吗?凯尔森早期站在新康德主义立场上，将基本规范的性质表达为先验逻辑的预设,后来又将基本规范的性质表达为一种虚构,即一个虚拟意志的虚拟行为。当然，这种观念已经遭到学者们批评。

[68]大道至简、大象无形。由于自然法则作为道德理性属于形而上的范畴，既不是法律规范也不是社会事实，因此，化解了凯尔森与哈特面临的难题。

根据阿列克西可默示的法律正确性宣称的理论，宪法效力规范若采用默示形式，非但不会否定宪法效力，而且还纾解了宪法效力自我确证的逻辑难题。第二，依法结合的人们必须相信规范的正当性。

23参见[英]霍布斯著:《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06-209页。政府的起源在于社会的一致同意或为此目的而授权的代表的一致同意。

也就是说，宪法最高的法律效力与下位法律规范的相容性并不在于逻辑上的那种自洽性，而源于传统的道德力量——某种给定的价值框架。相比之下，中国宪法序言是通过历史向宪法提供了终极性的效力依据或正当性依据。[67]因此，宪法的正确性宣称与宪法效力规范相关，宪法效力是以宪法的正确性宣称为基础，通常意义上的宪法最高效力的自我宣称可以视为明示条款。受到这一元契约的约束，臣民不可另立新的契约。

48[奥]凯尔森:《纯粹法学2》(注17),§34(d),第205页。61参见[德]罗伯特·阿列克西著:《法概念与法效力》,王鹏翔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130-131页。

27参见[英]梅特兰著:《英格兰宪政史》,李红海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39-340页。宪法效力实际上并不是自我宣称的，宪法效力自我宣称只不过是政治决断权的型式化。

尽管与施密特的主权者的最高政治决断不同，拉兹通过权威的依赖性命题(dependence thesis),排除了权威的武断性，也就是说，即使是权威也必须尊重受众所持的理由。44参见[德]鲁道夫·斯门德著:《宪法与实在宪法》,曾韬译,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47-49页。